江青对我采取“清君侧”手段（成元功）
我是1945年认识江青的。
1945年8月底，我从中央党校奉调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身边工作。有时江青去看邓大姐和周副主席，当时江青已是毛主席的夫人了，所以也就和她认识了。特别是1946年春国共谈判期间，她去重庆治牙，周副主席指示要我多关照她，她曾问过我的名字和籍贯。
凡是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人，都知道她是个喜怒无常的人，哪一点伺候不周到，或哪一点伺候的不顺心，她就大发脾气骂人。比如说她坐汽车，你给她关车门不准有一点声音，否则便会招来一顿臭骂；她住钓鱼台，有事去人民大会堂，乘汽车仅有十几分钟的路程，也必须给带上便器，防备她途中便溺，否则，绝不会有好果子给你吃；至于洗澡水凉热、饭菜可不可口……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尤其是“文革”期间，她的脾气更是变化无常。如在人民大会堂开会，会议正进行时，她说这间房里有窃听器，要严格检查，停止开会。大会堂和中办警卫局就得组织专家进行严格检查，将检查结果写成书面报告给她。谁伺候的不如她的意，她就说人家是特务、是坏人，要暗害她。在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无不战战兢兢，提心吊胆，不知什么时候大祸临头，都不愿到她身边工作。当时，在她身边工作的人，被她扣上“特务”、“坏分子”帽子，下放到中办“五七学校”劳动改造的就有六个人。有的蹲过监狱，有的遭到过隔离审查，有的长期挂着，不准过党的组织生活……
我虽然不在她身边工作，可以说和她是风马牛不相及，但万万没有料到竟会殃及自己，更没有料到她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竟把矛头指向人人敬爱的周总理。
事情发生在1968年3月中旬。
那天，预定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召开“文革”碰头会（原是中央碰头会，因“文革”小组要权，改称“文革”碰头会）。那时，中央碰头会和“文革”碰头会都由周总理主持。我当时是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，负责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。在通常情况下，我们都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大会堂，检查和布置工作。那天，我按时赶到大会堂。3时半，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我来电话，说江青刚起床，还没吃饭，要我告诉大会堂给准备点吃的，江青到后先吃饭后参加会议，并要求在会议室旁找个小房间安排一下。吃食要鸡蛋饼、鸡汤面、两荤两素四个小菜。我当即告诉了当时在现场的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，并要求按时将饭菜做好，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。
这次“文革”碰头会是解决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出来工作及解决东北问题。4点以前，周总理、宋任穷、陈锡联、毛远新和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有关同志以及中央“文革”小组成员均已到齐，就只差江青未到。
当时中办主任汪东兴兼任警卫局长。汪东兴到后，我当即将上述情况向他作了汇报。他很了解江青，知道江青很难伺候，便与我一同站在接见厅门口，等候江青。4时15分左右，江青来了。在场的秘书、警卫人员听说江青来了，生怕她骨头里挑刺找毛病，无事生非，一个个都躲进了接见厅西边的小会议室。门口只剩下了我和汪东兴。
江青到后，汪东兴马上立正给她行了一个军礼。我也行了一个军礼。由于她的警卫员和护士拿的东西多，未能和她一块进来，我便上前好心地告诉她：“开会在接见厅。吃的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在旁边小山东厅，您要不要先吃一点。”谁知她连吭都没吭，阴沉着脸，白了我一眼，径直进了接见厅。看她那态度，我就预感到有点不妙。果不其然，她一走进接见厅，就冲周总理发难，大吵大闹，说：“你们在开什么秘密会？竟让成元功在门口挡着我，不让我进！”明明是按她的警卫员的电话吩咐安排的，她却说有意挡她，这不是冤枉人吗？周总理耐心地给她解释说，根本没有那回事，她还是不依不饶，吵闹不休。周总理见会开不成了，就宣布休会，然后约杨成武、汪东兴、李作鹏等几个人到小山东厅同江青谈。江青继续大吵大闹，硬说周总理安排我在门口挡她，不让她进。
当时，我并没有往深处想，只觉得她是个特殊人物，说变就变，后来才明白，她是借题发挥，向周总理发难。因为她野心勃勃，“文革”以来与林彪相勾结，一心想篡党夺权，把周总理看作她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后来她发动“批林批孔”、“批周公”、“批大儒”就是明证。
周总理耐着性子一再给她解释，她就是不听，吵闹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。无奈，周总理只好让汪东兴把我叫进去，给她说明当时的情况。为了照顾影响，汪东兴走出小山东厅，先让服务员、警卫员等人通通撤离现场，到西边小会议室休息，过厅里只留我一个人值班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你进去，把你今天接孙占龙电话的情况再说说。”我走到小山东厅门口时，就听见周总理大声地说：“我是一个老同志，你应当相信我，根本没有的事。”我推门进去后，周总理说：“我是不是派人挡你，你们查对吧，我不参加。”然后气愤地走出小山东厅。周总理离开后，汪东兴对我说：“成元功，你把今天先后的情况说一说。”我当即把3点半钟如何接到孙占龙的电话，孙占龙说了些什么等情况说了一遍。江青一拍桌子，疾言厉色地说：“根本没那回事，去把孙占龙给我叫来！”汪东兴出去叫来孙占龙。孙占龙进来如实地说：“今天是我打的电话，让成元功准备饭，说来后先吃饭，后参加会。”汪东兴问：“都准备些什么吃的？”孙占龙回答：“鸡蛋饼、鸡汤面、两荤两素四个小菜。”至此为止，问题已经很清楚了，然而一心向周总理发难的江青并不甘心认输，她拍着桌子大叫大嚷：“你们都给我滚开，以后不要在这里工作。”然后又指着我和孙占龙说：“你们给总理说去！”汪东兴向我和孙占龙摆了摆手，意思是让我们俩退出去。
我和孙占龙走出小山东厅，见周总理在福建厅门口走来走去。我紧走了几步，赶到周总理跟前，违心地说：“总理，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，给您惹了这么大的麻烦……”周总理一挥手，意思是不要说了，我也就没有再说下去。周总理又走进了小山东厅。虽然事实已很清楚，但江青仍旧不依不饶。门厅只有我一个人值班，听着她和周总理又吵闹了一个多小时。
当天晚上，回到中南海，汪东兴、张耀祠、李树槐、杨德中找我谈话，我把当时的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。汪东兴说：“看来情况并非像江青同志说的那样，最近出现场你就不要去了，在家值值班，休息一下。”暂不出现场也好，这样可以省掉一些是非，我就答应了。
没想到事情远没有完。后来高振普告诉我，那次事发后的一天，在钓鱼台开完中央“文革”碰头会，天已经很晚了，周总理刚回到中南海西花厅，江青就打来电话，要周总理和汪东兴去钓鱼台。因为江青常传达所谓“主席指示”，周总理以为又有什么紧急事，就同汪东兴乘车去了钓鱼台。周总理、汪东兴到后，江青叫秘书、警卫员们都留下，然后说：“成元功历史上就反对我，限制我和总理接触。”接着又举了几件无中生有的小事。周总理说：“不会的，成元功14岁参加工作，在我那里工作多年，我了解他。”江青本来就居心叵测，自然不会让步，她竟然拍着桌子恶狠狠地说：“他至少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。”接着又说警卫处还有曲琪玉等，要停止他们在警卫处的工作……
后来，汪东兴、张耀祠和李树槐找我谈话，说：“根据现在的情况，你也不好去工作了，就先到学习班去学习一段再说吧。”然后又说：“去学习班前，也不要到总理那里告别，也别和总理办公室联系了。”我明白他的意思，是怕给周总理增添不必要的麻烦。
1969年1月5日，我离开北京，和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同志，从当时的前门火车站登上火车，去了中办在江西进贤开办的“五七学校”。当时中办机关一共去了1600多人，真所谓“浩浩荡荡”。
当我们到达江西金县时，我们惊讶地看到大街上到处都写着巨大的标语：“欢迎中央办公室的同志来金县安家定居。”很快，中央办公室将1600多人的湖口从北京转移到金县。
所谓的“五七学校”是按照毛泽东主席“五七”关于干部升降的指示组织的。它被称为学校，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改造。关于学校的名称，当时也有一些争论，有人说这是“五七校长学校”，因为绝大多数上过学校的人都是高管，王东兴说这是“五七校长学校”，因为不是所有上过学校的人都是高管，他说校长学校是高管就读的，学校对每个人都开放。这样，中央办公室，即“五七学校”，就变成了一个“大锅”，部长、花商、木匠、庭院清洁工和军队代表都来到这里。军队代表领导这些人。这样可以说，“五七学校”是全国的一所特殊学校。
1970年，我的家属也从她的单位调到中办“五七学校”，两个孩子也跟去了。从此我们全家被打入另册，我和周总理、邓大姐也就断了联系。
1971年，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专程来到“五七学校”，在“五七学校”的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中央对“五七学校”的精神后，有人提出，让干部家属也到“五七学校”安家落户不符合中央精神，是汪东兴的土政策。但在另一次党委扩大会上，当有人提出不是办公厅干部的家属、孩子，应送回原单位时，担任校长的曹全夫说，在校的干部都是办公厅不要的，你把家属孩子送回去，将来怎么办？
经过一段劳动改造，后来有些人被分配到湖北三线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，还有的分配到了别的地方，对此大家议论纷纷，反映强烈。这时汪东兴又一改以前的说法，说江西中办“五七学校”是中央办公厅培养干部、储存干部的一个重要基地，只要他活着，“五七学校”就要继续办下去。
1973年，我的家属结束了在江西中办“五七学校”的劳动改造，带着一个孩子回京工作了。1974年春节前，我从江西回京探亲，北京给我突出的感觉是天气变得特别冷，风沙也比往年大，人也变得无情了。过去一起工作多年的同志，见了面不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。路上不期而遇，就仿佛见了瘟疫，老远就躲开了。我爱人回京后，到过去一起工作的邻居家看望老人，邻居连门都不让进。这也难怪，谁让我们这些人被打入“另册”呢。
但也有两个例外：一是北大、清华铺天盖地地张贴批邓大字报，指名道姓批判邓小平。办公厅指名道姓要我们这些从“五七学校”临时回京探亲的人，必须集体去看大字报，以示对我们这些人的关心。二是江青背着党中央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，名为“批林批孔”，实际上把矛头指向周总理。会上，几个跳梁小丑作了充分的表演，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要变天了。特别是听到当时正在主持中央工作、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的周总理说：“召开今天这样的大会，昨天晚上我才知道。”许多人议论纷纷。这个会也是办公厅组织我们这些临时回京探亲人员必须参加的，自然也是为表示对我们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关心。
万人大会之后不久，有一天邓大姐派人到我家告诉我：“总理现在住院了，要我代表他见见你们全家。”要我们晚饭后去西花厅。晚饭后，我们全家去了西花厅，邓大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谈话中，邓大姐问我：“你是怎么走的，也没向我们打个招呼？”我说：“走前汪东兴找我谈话，不让我和你们联系，我理解他的意思，是怕给你们再添不必要的麻烦。”之后，我又把大会堂发生的事详细地向邓大姐汇报了一遍，但把后来高振普告诉我总理在钓鱼台与江青吵的事瞒下了。邓大姐听后说：“噢，原来是这样。”接着看了看表，说：“我去医院看恩来的时间到了，你们先看看电视，我去半小时就回来。”半小时后邓大姐回来了，她说：“你讲的事，我问过恩来了，他说他都清楚。”我心里说，我只对你说了一半，后一半还没讲呢。临告别的时候，邓大姐谆谆告诫我：“你离开北京几年了，对北京的情况不了解。少出去串门访友，多在家看看书报，这对你有好处。”
探亲假结束了，我又回到了江西进贤。组织上曾三次暗示，要分配我去工作：第一次是去陕西省公安厅警卫处；第二次是回山西老家，说那里有个大锡矿，需要干部；第三次是去北京医院。因为是非正式谈话，我都没表态。我要求去工厂学技术，汪东兴说我不安心工作，我只有耐心等待。直到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的前几天，我才结束了流放八年的“五七学校”生活，回到了北京。
